文/李天立
1960年夏天，我在石河子兵团中学初中毕业。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和大妹天智同时退学，于当年8月底参加工作，我被分到三十团（现在的第八师147团）铁木工队(厂)做学徒，天智分到团演出队当学员。
当年的三十团人员状况如何?这要追溯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
1949年10月至11月，王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揭开了大规模屯荒的序幕。
1950年8月，王震、陶峙岳、张仲翰等和其他专家赴玛纳斯河流域踏勘荒原，拟建军垦农场。
1952年4月，后勤部长陈实、运输部长林海清、汽二团政委张志勇等在玛河北侧实地考察，6月18日组建生产总队，调关内二千余众劳改犯人修渠建水库(7一8月开工)，并建成苏式二层办公楼1656平米。
1953年2月生产总队改为劳改支队(一大队在十户滩开荒，二大队在小李庄盖房搞建筑，三大队在乌苏开荒)。
1954年组建三十团进驻小李庄，小李庄成为农十师师部和三十团团部(下辖劳改支队驻十户滩、乌苏、奎屯、下野地、安集海垦荒)。
1955年2月，农十师师部撤离小李庄，小李庄随三十团划归农八师管辖。
1956年2月，三十团与劳改支队合并，团部迁至十户滩九支渠地段。
综上所述，三十团与劳改支队合并后，全团所属单位有了
“连”和“队”之分，“连”是纯职工单位，连里没有犯罪人员。
“队”是职工和上述关内调来的劳改新生人员的混合编制。三十团除了极少数的老红军、老八路外，主要是陶峙岳22兵团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和自留来疆人员。
铁木工队属“队”类单位，铁工间、木工间、翻砂间和其它工间都有劳、教人员做工。
到了1962年冬天，这部分人员被调往南疆垦荒。1963年，铁木工队更名为三十团修造厂。
1958年以前，三十团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机械设备，铁木工队只有一台苏联进口的机械工程汽车，车上安装C--615车床、小型发电机、电焊机各一台，还有一个钳工台桌。
车上工作人员有车工桂峨冠、钳工陈登荣、电焊工彭兆礼和汽车司机。
这三位高师每天战斗在工程车上，修复和加工各单位送来的破损零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每逢春耕春播、夏季田间管理和秋收大忙季节，这三位高师不分昼夜战斗在工程车上，只要有康拜因、拖拉机或机农具零部件损坏，工程车立刻开往现场，三位师傅和机组人员共商修复方案后，大家齐动手。
不大会功夫，一个同样的零部件赶制出来，使机车不误农时地投入田间生产，大家称这台工程车是治愈各种机农具机械故障的医院和手术台，而这几位师傅则是手术台上的主治大夫。
1960年8月底，当我到该厂报到时，车工间已是主力车间，工间已有三台机床和一台牛头刨床，机床除了从工程车上卸下来的C-615外，还有两台农八师八一机械厂生产的英制6呎、8呎车床和一台刨床。
工人有候全和，他是河南支边青年，也是我的师傅;彭连泉，湖南人，原湖南某地公安干警;华组德，上海支边青年，身高1.85米，身体棒，力气大，获工间大力士称号;代少云，安徽安庆市人，家兄为安庆黄梅剧团演员，爱好文艺，二胡拉得好;王心魁，山东支边来疆;姜玉宝:山东支边来疆;何忠源，四川人;陈月英，本团子女;王阁亭，河南支边青年;段帮玉，刨床女工人;杨玉征，刨床师傅;桂峨冠和我，共计13人。
桂峨冠为工间大组长。这里，我单说说姜玉宝，他自进厂后，和我关系不错。
姜玉宝在山东老家从小练功，虽然已经结婚，但仍是顽童心态。
有次下班我们同路，不小心鞋带敞开，我弯腰系好鞋带直起腰来，却不见了姜玉宝，我高声呼喊着他的名字，这时，一颗土块疙瘩落在我的面前。
我四处观望，发现他躲在一个墙角后面向我招手，我按照他的手势从房后边绕到他跟前，我问他你躲在这里干啥?
他用手向前指了指，我看见不远处有个头发蓬乱身着破衬衣的老头，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本团有名的疯老头--冯正海。只见姜玉宝这时对着老头又打过去一块土疙瘩，老头找不着打他的人，急得嗷嗷乱叫。
我见状说他:“你怎么欺负一个疯老头?"
他却说:“我又不是真打，只是逗他玩。”
等疯老头走后，姜玉宝对我说:“天立，今天我给你玩点真的。”说罢，他在地上捡起一块红砖头，拿在左手，手像练武人做了运气姿势，然后高举右手，巴掌像把刀一样砍下去，他大吼一声:“断”，随着一声吼，左手中的红砖顷刻间断成了两半。
这还不算，继续表演，运气后，右手手指对着左手拿的红砖用力钻，只见红砖沫飞落。
经过三次反复，红砖竟被钻了个洞，食指却完好无损，看到这精彩的一幕，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农场竟能有这等奇人?是幻觉还是事实?
这个问题等我有次在石河子老街看见河南艺人表演同样武术时，我方才相信。
不久，姜玉宝调往玛纳斯县工作，后返回山东原籍，自分开后，再没见过面。说实话，我挺想念姜师傅的。
我们工间旁边是动力车间，一台80匹马力的柴油机带动一组直流发电机，直供厂内各工间的生产用电。
厂内还有大修间、铁工间、木工间、补胎间、菜地班、食堂、厂办等。
虽然全厂不到80人，但工种齐全，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工厂生产的镇压器及小型农机具以及铁锨、坎土曼解决了当时团场生产工具缺乏的燃眉之急。
我到车工间上班后，半年内在工间打杂工。每天我总是提前来到工房，先是清扫地面，然后给机床加上润滑油，加旺炉火，烧上开水，等到各位师傅来上班时，工间显得干净也很暖和。
那几年，厂里每年都抽人打土块盖房子，种地、挖大渠，凡是外差都少不了我，甚至食堂帮火也离不开我。那时年轻，就是工作再累、身体再乏，只要睡一晚上就缓过来了。
说到挖大渠，值得讲一下:当年的三十团，土地贫瘠，盐碱泛滥，是远近闻名的盐碱滩。
每到春秋两季，白花花的盐碱铺盖大地，土地含盐碱，庄稼肯定要减产，有时遇到病虫害，颗粒无收也常见。
对付盐碱地，团场遵兵团旨意，共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每逢开春，放水泡碱，使部分盐碱溶解于水中渗入地下，等到庄稼收割完后，拉沙运肥，用以改造土地结构和增加肥力;再一个就是有计划地挖排碱渠，让地里的盐碱渗入渠道，减少地里盐碱的含量。
通过多年的努力，三十团在全团土地面积内挖成了若干个大渠，这些渠道带走了大量的盐碱，使土质慢慢地好起来。
从我参加工作算起，连续三年挖过大渠。
记得1960年秋天，全团组织各连队在二营地处青疙瘩湖的11连附近挖大渠。
我们厂接到任务后，除了老弱病残留守工间，以应付外单位送修拖拉机配件外，其他人员齐上阵。我们每天早晨8点起床，9点出发，穿过齐人腰深的芦苇滩来到工地，我们工间按10个人分配任务，挖渠长度为30米。
新疆的深秋，早晚已有霜冻，大伙儿穿着薄棉衣棉裤来到工地后，不容分说，甩开膀子猛干起来。
不大会功夫，热气腾腾很多同志脱去棉衣棉裤，只穿着秋衣秋裤，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在大渠两侧数杆红旗的衬托下，挖渠的战士显得格外朝气蓬勃、英姿焕发。
到了中午，饭送到工地，人们围坐在一起，聆听指挥部广播站播放的《社会主义好》、《南泥湾》等革命歌曲。
刚开始挖渠时，因在地面上层，所以不太费力，但等我们挖到1米多的深度时，往上甩土就很费劲。
因我年纪小，到了这个深度，体力明显不支，所以总落在其他同志后面，然而，每到下午前一个小时左右，候全和、华祖德、彭连泉会主动过来帮我。
到了后期，大渠挖到1.8米以后，渗出的水淹没渠底，大家只能穿上胶筒干活。
渠道太深，难以把泥土摔到地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工间分为两组，五人在下，五人站在预先留好的土墩上，下面人挖起的泥土传到上面人的铁锨上，上面的人再把泥土抛到地面上，由于太费劲，挖渠的战士们个个大汗淋淋，身心疲惫，但同志们毫无怨言，依然起早贪黑地苦干着。
半个多月后，这条排碱大渠胜利完工。
到了1961年开春，我被派在候全和手下为徒，候师傅的车工技术在工间数第二，除了桂师傅就算他了。
候师傅工作认真负责，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每次接到活后，总是仔细地看清图纸，按图纸的工艺要求加工，加工后的成品都能达到图纸所要求的精度和光洁度。
我跟他学了两年多，从来没发现他出过废品，他对我要求很严，只要我在车制零件时，他总站在机床边，发现操作有不当之处立刻给予纠正。
有次，我在车一颗和尚头螺丝，他发现我在进刀车元球时双手不协调，马上走过来亲自操作给我示范，并教会了我车锥度螺丝的计算公式。
由于师傅的言传身教，我进步很快，不久就初步掌握了车工基础知识，一些简单的零件我都能车了。
学徒规定三年出师，我两年半就出师了，在全厂大会上，当副厂长邓书林宣布我和修理工学员孙凤鸣二年半完成三年学徒期时，师傅和我都笑了。
1962年，那是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斗争这根弦在人们脑海中绷得很紧，每个人说话办事都是小心翼翼，稍有差错不是写检查就是大会批评。
钳工间有个姓钟的工人，家是湖南的，他在加工一根康拜因花键轴时，不小心挫坏了前面的丝扣，当时正值康拜因收割麦子的季节，结果被扣上了破坏夏收、破坏生产的帽子。
当即一个大会，被保卫股的人带走，后来判为劳动教养一年。还有一位司机因偷了食堂二十斤粮票，也同样被劳教。
那年月，我们除了上班干活，就是天天学习，只有星期六晚上是自由活动。学习内容包括大会宣讲国际国内形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年底总结和讨论本厂全年生产计划等等。
每次学习内容都要求各班组认真讨论并且表态。这时的班组会，出身好的发言谨慎，出身差的则少说为妙，因此会上经常出现冷场现象。特别年终个人总结会，让每个人都最伤脑筋。
班组同志要互相提出优缺点，个别有成见的双方，会在这样的会议上互相攻击。
我认为这是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遇到这样的会议，我总是不给别人提意见，别人对我的意见就是说我“好人主义”。我才18岁，我不要主义，当个好人有什么不好。
1961年，从甘肃酒泉钢铁厂下放一位中年人，叫李文斌(化名)，是个大学生，原是酒泉钢铁厂技术科技术员，不知何原因被下放到我们厂。
他到厂以后，讲了几次技术课，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他平时见了大家总是面带笑容，态度也很友好。他见我年轻好学，特别重视我，只要有空闲时间，总会叫我到他房间，教我车工基础知识和一般的机械常识。
他学识渊博，我很敬重他，感情如同师徒。有时星期天，我就叫母亲做顿好饭，请他到家里吃点可口的饭菜。
因为他是下放人员，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厂里工人都不愿意接近他，有次闲聊我问他到底什么原因来到新疆?
他告诉我，酒泉钢铁厂下马了，他看见很多工人被遣散外地，对当时情况不满发了牢骚，惹了上级，因此被下放到这儿。两年后，他重新调回酒泉，临走时，我送他上车，他两眼含泪对我说，“小李，我来到这里，在和你相处的日子里，是你温暖了我的心，我永远忘不掉你，忘不掉你家人对我的关爱。”
李文斌回甘肃后，给我来了三封信，遗憾的是这三封信在文革搬家中丢失了，因为那个年代交通和通信都很困难，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
在李文斌回甘肃那年的总结会上，有的同志给我提意见，说我和下放的有问题的李文斌交往甚密，说我技术挂帅只专不红。
从那以后，我沉默寡言，多干活少说话，和别人接触也明显减少。
那时我大妹在宣传队，我从小就喜欢京剧，和团广播员刘洋(武汉支边青年)、赵瑛关系不错，我就经常到广播室帮他们打扫卫生和播放文艺唱片。
我们厂统计员曾燕家也是我常去之处，因为她家有全厂唯一的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我可以从广播里听到新闻和京剧，裘盛戎的“赵氏孤儿”和马连良的“借东风”炒股配资利息论坛，是我最喜欢的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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